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艾恺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期间的研究方向是梁漱溟，毕业论文的题目是梁漱溟评传，名为《最后的儒家》。由于当时国内那种特殊的政治局势，直到1979年这部书正式出版发行之前，作者始终未能与自己的传主见上一面。可是，远在大西洋这端的梁漱溟却听说了有一个美国人在写他的评传，于是辗转托人与艾恺取得了联系，希望能与他晤谈。 
 
1980年的夏天，艾恺终于来到梁漱溟的家中，坐在梁漱溟的旁边，两个人相对而谈，用艾恺自己的话说“经过种种波折，在这多年之后，我终于得以与梁先生，仅仅隔着一方小几，相对而坐，开始对谈”。就有了接下来俩个人长达半个月的对谈。 
 
时隔25年，梁先生早已故去。经过多方努力，在梁漱溟的长子梁培宽的指导下，将这批珍贵的录音资料整理成文字，“直接由声音转为文字，逐字逐句，未作任何修饰及增删，完全以录音为准”。就有了这部首次全文公开出版的，近三十万字的谈话录，名为《这个世界会好吗》。 
 
梁漱溟几乎是一个天生的佛教徒，早在十六七岁时就想要出家为僧，只是由于父亲的阻拦才未能实施，但他自己真正放弃出家的念头，是他到了二十九岁的时候。那是在他应蔡元培之邀，赴北大任教以后，有了结婚的想法。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到了大学，同知识分子在一起，常常有这种好胜之心，这是个身体问题，身体问题来了，这个时候也就想结婚了。”所以放弃出家的打算，此后改从大乘教，叫做“不舍众生，不住涅槃”。正是由于他数十年浸淫在圆融无碍的佛家智慧之中，使他养成了通达宽容的心性，身处乱世，波澜不惊，以一颗淡定的心对待世间风云变幻。以佛家的悲悯情怀为医救苦难的中国，上下奔走，为了国家大业，忍受困苦，出入险境，于个人的生死成败在所不计。刘梦溪在评价陈寅恪时用了“顺世而生，异世而立”八个字，我想借过来用在梁公身上再恰当不过了。 
 
梁漱溟自称有两个问题占据了他的头脑。一个是现实中国的问题，“因为中国赶上国家的危难，社会的问题很严重”；还有一个是超现实的人生问题，对生命的怀疑。“两个问题不一样，一个让我为社会、为国事奔走，一个又让离开。”事实上，梁漱溟一生的思考与实践也确实围绕着这两问题而展开。所以当艾恺问到“您想到过去的时候，您以为您生活中最重要的大事是什么？”时，梁漱溟归纳为三条，一是搞社会运动，为社会奔走，具体方式就是乡村建设运动，在山东邹平搞了一个试点，搞乡村自治，在那里搞了一个乡村建设研究院。二是参与政治，为国事奔走，在抗战初期国共两党之间经常发生磨擦，梁漱溟认为这样不好，会妨碍抗日，应该有一个独立于两党之外的政治力量，没有政治偏见，没有利益冲突，在两党之间起协调作用，推动两党团结抗战。于是创立了“民主同盟”，往来于两党之间。三是著述立说。梁漱溟认为自己所写的书中，最重要的一本书是《人心与人生》，并且说“我想我一生，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 
 
在对谈中艾恺反复用“你最佩服的人是谁”，“对你影响最大的人是谁”这类的问题追问梁漱溟，他陆续说出了一些名字。对于“你最佩服的人是谁”这个问题，梁漱溟先是说出了“两个章”，即章士钊和章太炎，然后是梁启超，后来又说出马一浮，说“马先生可以说是我很佩服的一个人”。这使我想起刘梦溪曾经在《学术思想与人物》后序中提及“马一浮和熊十力、梁漱溟有新儒家的‘三圣\’之称，但为学的本我境界马比熊、梁似更胜一筹。”由此可见，马一浮确是当时无出其右的学术大家。在回答“对你影响最大的人是谁”这个问题时，梁漱溟说出了两个鲜为人知的名字，一个是林志钧，福建人，“林先生是我很佩服的，也是对我有影响的人”。并且，梁漱溟说这个人也最为梁启超所佩服。有一件事可以说明这一点，就是梁启超临去世之前，把自己一大箱子著作、手稿等嘱咐自己的女儿交给林先生，要林先生审，哪些要，哪些不要，都由林先生决定。这些手稿经林先生审定之后，出版了《饮水室合集》。这件事足以说明林先生的学问、人品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梁漱溟说他“洁身自好，他一生干净极了。”另一个人叫伍庸伯，以前也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人，可是梁漱溟对这个人的评价非常高，“假如有人问我，你一生所亲自见到的，最佩服的人是谁？那我就回答是这个。”梁漱溟接着又说自己有一个很重大的责任就是为这位伍先生写传记，“把他的学问，为人，我要介绍给世界，给后人”。在梁漱溟眼中他是一个纯正的儒家，脚踏实地的儒家。实际上这位伍先生是一个纯正的军人，抗日时期，在广东担任游击队司令，跟敌人周旋，直到抗战结束。 
 
当艾恺问道“除了您自己以外，在现代最具有代表性的儒家人物是谁？”时，梁的回答是“我说不上来。”可是“说不上来，我还要说几句话。”就提到冯友兰，说“他好像是儒家”，但梁漱溟认为一个真正的儒家应该是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要做到“廓然大公、物来顺应”，要“言忠信，行笃敬”。显然，冯友兰没能做到这一点，梁漱溟提到了他在文革时期的表现，给江青写诗什么的。梁漱溟认为这是背离了儒家的原则，冯友兰具备了一个儒家的学识，但在做人上却没能达到一个儒家的境界。 
 
当然，梁漱溟是有资格这样说的，如果说学人的风骨是民国时期那批士人的一种普遍特质的话，那么梁漱溟则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的硬朗是出了名的，他称自己奉行八个字，就是“独立思考，表里如一”。这八个字，说起来容易，真正能做到，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坚持而不屈从于权势的人，屈指可数。梁漱溟用自己的一生实践了这八个字，正是由于这种狷介的品质使他在1953年，敢于在公开场合与毛主席当面顶撞，这种胆量令时人心惊肉跳。在1974年，一次围攻他的批判会上，他当众说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的豪言壮语，令后人仰慕。这种品格，连来自西方的艾恺也敬佩不已，他在序言里写道“我认为就算再过一百年，梁先生仍然会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不单单是因为他独特的思想，而是因为他表里如一的人格。与许多20世纪的儒家信徒相比较起来，他更逼近传统的儒者，确实地在生活中实现他的思想，而非仅仅在学院中高谈。梁先生以自己的生命去体现对儒家和中国文化的理想，就这点而言，他永远都是独一无二的。” 
在艾恺的眼里，梁漱溟可以算是现代中国的圣人。他问梁漱溟“您算一个圣人吗？”而梁漱溟认为圣人不是平常人，“他的生命和人格已经超越普通人”，“可是我现在还是一个普通人”。当然他也承认自己和普通还是有所区别的，“我可能比其他普通人不同一点，就是我好像望见了，远远地看到了，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王阳明，看到了孔子。我是望到，远远地望到，并且还不能很清楚地看见，好像天有雾”。我真想借梁先生的一双慧眼，去眺望那些远去的先哲。 
 
总结梁漱溟的一生，艾恺写道：“总的说来，梁漱溟是一个幸福的、惬意的老人，世间万事都不足以动其心，有的人也许以为他在历史这场大游戏中是失败的一方。然而他对我说：‘我并不失望\’，‘也没有遗憾\’，‘我做完了我这一生要做的事情。\’”

梁漱溟，马一浮和熊十力三位先生是中国新儒家的开山鼻祖。三位都是对古今中外文化有深入涉猎和研究的大师。最终，三位大师殊途同归于儒家。尤其是梁漱溟先生，被西方誉为“最后的儒家”（The Last Confucian）。 
 
本书是由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Guy S.Alitto于1980年8月专程来华采访梁漱溟先生的谈话录音整理而成的。谈话中，梁先生论述了儒释道三家的文化特点及其代表人物，涉及诸多政治文化名人（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蒋介石，康有为，章太炎，胡适，冯友兰等等）。 
 
梁漱溟先生和毛泽东是同一年出生，两人有过长期的交往，毛主席经常邀请梁先生加入政府却一直被拒，后来在政协会上两人终于闹翻。站在党政府的角度看那段历史，我们已经耳熟能详了。站在中国最有良知和文化修养的大儒的角度看中国的那段历史，更加鲜活，具体，细微和耐人寻味！ 
 
大师一生的境界和修为我们很难达到，但那经历过那饱受欺凌穷途末路的清王朝，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民国时期，波澜壮阔血雨腥风的内战时期，阶级斗争此起彼伏的建设时期，丧尽人伦泯灭人性的文化革命等等之后，先生仍能保持内心里深深的信仰和宁静，为社会建设请进己力，值得我等后被敬仰追随。

好书,再多一点图片就好了.书名尤其好

这本书我找遍福州书店都没买到，终于在当当上看到了，非常喜欢，物有所值！

很好的一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