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书正文除“综论”和“后记”外，一共三章，分别叙述中国（包括港台）学者、俄国（包括苏联）学者和西方（包括日本）学者的研究史。书后附录《尼布楚条约》等界约的中文和俄文文本，并有简略说明，占去全书近一半内容（第96-174页）。说句实话，上面我用“叙述”二字还算是客气的，因为此书本质上只是有关研究文献的一个书目，而且是一个根本无法用于检索的书目。类似内容的书目，东西学人都有编辑，但作者为何忽然编写这么一本出来，和前人的工作相比有何贡献和进步，我们都看不到任何清楚的说明。此书著录的专著和论文，绝大多数没有解题，更甭说作什么“学术史研究”了。不但如此，作者似乎连一个简单的书目也搞不定，在翻译作者名和书名时频频犯下低级错误，不免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当今中国大陆学者尚无资格研究这类精微广大的语文学和史学问题。我不通俄文，对第二章的内容不能验其深浅，现仅以第三章（第80-95页）为例，挑一些最荒唐的错误分类列出，请读者一起来鉴别一下。附带说一句，箭头（→）前是作者的译法，箭头后是我的译法，括号内对部分错误的性质略有说明。  
  一、作者名的误译：  
  乔治（George N. Curzon）→寇松勋爵；林海青（Hsia Ching-lin）→夏晋麟（作者还不如把Hsia Ching-lin还原成“林青霞”呢）；罗金帮（Lo Jung-pang）→罗荣邦；常凯申（Chiang Kai-shek）→蒋介石; 胡良辰（Hu Liang-chen）→胡良珍（这位台湾学者的论文《中俄尼布楚界约的检讨》在第25页著录过，可一换成威氏拼音Hu Liang-chen，作者就认不出来了）；程天方（Ch 'eng T 'ien-fang）→程天放；费尔班德（J.K.Fairband）→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作者多处把Fairbank误拼成Fairband）；苏春月（Hsu Chung-yueh）→徐中约（Hsü Chung-yueh；关于“徐中约”，作者另外还有两个译法，见下文）；楮东苏（Ch 'û Tung-tsu）→瞿同祖；福罗舒（Fu Lo-shu）→傅乐淑；克里斯德或奎斯特（R.K.I.Quested）→郭玟曼；斯宾塞（Jonathan Spence）→史景迁；林堂（Tang Lin）→董霖（William L. Tung;作者不仅颠倒了董霖的姓氏，而且把Tung误拼成Tang）；林T.C.（T.C. Lin）→林同济；陈方志（Agnes Fang-chih Chen）→陈芳芝；赫萨（T.A.Hsia）→夏济安  
  不想再浪费时间了……

(文章来源：新加坡《联合早报》) 
     蒋介石何以被改名为“常凯申”的笑料，确实使人们从一个小小的视窗，窥见了为何中国学术界出不了大著作的重要原因。 
 
     清华大学教授王奇在一篇有关西方学者对中俄边界问题看法的著作中，把蒋介石的外文姓名胡乱译为“常凯申”。这个令人想笑也笑不出来的笑话，不仅暴露出作者治学态度的浮躁和浅薄，也让人看到了中国学术界的弄虚作假与腐败现象。 
 
  首先它不禁令人想起文革期间的一段插曲：陕西纺织女工吴桂贤被擢拔为副总理后，有一次接见外宾。客人在交谈中提到了孙逸仙的英文名字，表示对他很尊敬。吴从来也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就问陪同接见的人员孙逸仙同志现在哪里？ 
 
  对于已有博士和教授头衔，且著作专为研究西方对中国看法的名校教授来说，把蒋介石误称为“常凯申”，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首先，任何研究中国现代史的学者，不可能没有接触到西方人对蒋介石的英文称呼。 在俄国人与俄文历史著作中，也是沿用西方拼音的Chiang Kai Shek，而不是中国汉语拼音的蒋介石。但就算你摸不准俄语发音的蒋介石是谁，那也不可以胡乱把它翻译为“常凯申”。因为蒋介石的名字是在中国现代历史背景中出现的，而中国现代史中，从来也没有过“常凯申”其人，怎么可以凭空捏造呢。 
 
一本著作译名错误几十处  
 
  这样一篇有明显错误的论文，居然被中央编译出版社的编审认为作者“牌子很硬，学养也好”而不加审核，就把它草草收入《中国、俄国、西方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一书印行出版。仅仅这一本著作的译名错误就有几十处之多，可见该出版社其他著作的错误也在所难免。既然中央出版社开风气之先，那么高校出版社发生雷同事情，就更不用说了。 
 
  多年来，中国政府为了提倡学术研究和鼓励学者创造成绩，先后向高等学校与研究机构倾注了大量经费。 但人们看到的结果却是，那些研究单位门面焕然一新，设备不断换代，学者名片上教授与博导一大堆头衔，然而真正有价值的学术著作成果却是凤毛麟角。  
 
据传某省市有一个处级官员空缺，引来几十名学者竞争。当人们争名求利如此心切，都在为位子、票子与房子奔逐的时候，哪里还有工夫静下心来致力于真正的学术研究呢？ 
 
  当然，不少中国学者都在认真进行研究工作，希望能在学术上有所作为。但是政策框架与某些不可逾越的禁区，使得他们心有余而力不足，难以产生创造性的学术成果，因此就跟风附和居多。 
 
  90年代中期，中美关系由僵持向缓和转变。克林顿与***会谈之后提出要为建立中美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而努力。这本来只是一个目标，但是很多学者为了附和政府而超前论断，尚未建立起来的伙伴关系竟然被引申为既成事实。  
 
  十几年前，世界经历了从冷战向后冷战时期转变，出现了新的格局与新的问题。这就为学者们提供了很多值得深思与探讨的课题。例如如何从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缺点错误角度来分析苏联解体；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为何实力反而有所衰退；西方民主自由理念为什么成不了普世价值；什么因素使中国能够在短短20 年内走完西方两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国是否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发展模式，这个模式的内涵与特点又是什么；21世纪世界大格局的发展趋势究竟如何，等等重大问题，都在等待着中国学者的解释和分析。可惜在这些方面，真正有深入分析和独到见解的著作似乎还有待问世。 
 
中国为何出不了传世名著 
 
  为什么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和塞缪尔·亨廷顿能够在世局发生重大转变时抛出如《大国兴衰》与《文明冲突》那样的传世名著？为什么他们学术著作的份量是沉甸甸地，分析论点能管几十年？而中国高校中的抄袭之风却越来越成为家常便饭，各种著作水分含量甚多，学术价值几乎等于零。这不仅由于体制的不同，更与学者本身的治学态度与人生目的有关。 
 
  攀登学术高峰的道路，是没有捷径的。作为学术研究领域的成员，如果不能勤奋刻苦地钻研问题与认真求实地进行著作，光想通过轻便取巧的手段来追求名利双收，必然要碰壁，人财两空。蒋介石何以被改名为“常凯申”的笑料，确实使人们从一个小小的视窗，窥见了为何中国学术界出不了大著作的重要原因。 
 
● 陈有为(作者是华盛顿中国论坛社社长)

文汇报：蒋介石怎会被改名叫常凯申  
2009年06月09日 09:44:46  来源：文汇报  
学界的浮躁之风又一次“吹”远了常识，这次“吹”得够远  
    “费尔班德”、“林T·C”、“赫萨”，这串洋味十足的名字，其实对应的都是学术圈名人：费正清、林同济、夏济安。人家明明大名鼎鼎，为啥给换了个叫读者摸不着头脑的称呼？因为他们或是老外，或是旅居海外的华人入乡随俗取了洋名，翻译者“有眼不识泰山”，随手就硬生生“音译”了，而这样的错译居然出现在一本非常严肃的学术著作中！最近，一篇署名“高山杉”的文章在网上引起热议，它把中央编译出版社于2008年10月出版的清华大学历史系副主任王奇所著《中俄国界东段学术史研究：中国、俄国、西方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一书中几十处名字谬误公之于众。其中最荒唐不过的，当属蒋介石(Chiang Kai-shek)被改名为“常凯申”。 
 
    “常凯申”们是如何“漏网而出”的？公众一片哗然，又一次重重触及学术风气这根敏感的神经。 
 
    出版方：出错章节是仓促赶就 
 
    高山杉的批评文章中写道，仅以第三章（第80-95页）为例，就能挑出这么些荒唐的错误，“是不是太不珍惜清华大学和中央编译出版社的招牌了？” 
 
    记者昨日通过中央编译出版社找到了该书的责编陈琼女士，她并不感到意外：“前几天，作者王奇就告诉我书出问题了，网上的各种批评我也看到了。” 
 
    陈琼告诉记者，这本书原本只有前两章，即第一章“中国(包括台湾、香港)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第二章“俄国（包括苏联）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后来王奇的同事建议加一章“西方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这样全书的内容会因为有第三方观点而更完整。结果就在这第三章共15页里出错了，由于时间很紧，误译了引用资料当中用韦氏拼音标注的中国人名。 
 
    出版社则没有校对这15页的内容。“当时我觉得清华的牌子那么硬，王奇的学养也很好，仓促之间没有深究……”陈琼的声音中流露出不安与忧郁，她承认自己不懂俄语，“但这本书引用自俄语的部分，是由我社的专业俄语校对检校过的”。 
 
 
书作者：婉拒采访正专心勘误 
 
    身处风暴中心的书作者王奇副教授婉拒了记者的采访要求。记者从清华大学历史系师资队伍网页上看到，今年45岁的王奇上世纪90年代初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技术大学留学，1995年取得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到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任教期间，她曾获北京市高教系统教书育人先进个人和2000年“清华大学青年教师教学优秀奖”等荣誉。2000年，王奇晋升为副教授，现任清华大学历史系副主任、清华大学中俄文化研究与交流中心副主任、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常务理事会副秘书长等。她著有20万字的《二战后中苏（俄）关系的演变和发展》，主编过《多极化世界格局中的中俄科技、教育、文化交流》等学术著作。 
 
    然而遗憾发生了。先前的一切看起来堪称学术佳话，如今变为万分尴尬。据知情人透露，王奇现正在“紧急回炉”，将“高山杉”等指出的人名和史料谬误搜集起来，细细核对，最终给读者一个准确的订正本。 
只要用心查查工具书就能免错 
 
    犹记得2001年萨马兰奇宣布北京申奥成功那一刻，从他老人家口中吐出来的是“Peking”这个韦氏拼音单词，曾让不少中国人愣了千分之几秒后才开始欢呼。 
 
    “韦氏拼音在我国已经不再使用，但在国外流传甚广。”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李蓝介绍说，“韦氏拼音”的创始人T·F·威妥玛是英国人，从1841年起在英国驻华使馆任职，1871年升为英国驻华公使，1883年回国。在华期间，他根据北京读音制订了拉丁字母拼音方案，给汉字注音。这个方案以后被普遍用来拼写中国的人名、地名等。 
 
    比如孙中山的名字，在英文中是用客家话发音的“孙逸仙”三个字的字音，即SunYat-sen，如今缺乏这方面学术常识的人看了就不知道是谁。当时一些在华传教士的中文发音受到各地方言影响，因此他们著作中用韦氏拼音标注的中国人名、地名，往往偏差很大，容易造成误解。1979年联合国通过决议，以汉语拼音取代韦氏拼音；国际标准化组织则于1982年开始以汉语拼音作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但仍有一些外国学者习惯用韦氏拼音，而在涉华历史文献中，用韦氏拼音拼写的中国人名、地名更比比皆是。 
 
    然而，韦氏拼音并非“鬼门关”，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文飞告诉记者，通过查阅韦氏拼音与汉语拼音对照表，以及俄汉译名辞典、英汉译名辞典等工具书，完全可以避免犯错。 
 
    “现在的学风浮躁！国内名牌大学的博士毕业论文里都能把自己导师的名字写错，蒋介石变成‘常凯申’又有什么稀奇呢？”刘文飞无奈地幽了一默，他的表情，希望对学界不仅是苦涩的嘲笑，也是警示！（本报驻京记者吴越 北京6月8日专电）

有愿意拿的就拿两本，垫垫桌角也是好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