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
　　从殖民时期直至今天，法庭判决一直是解决美国社会争端的最终手段。美国历史上很多重要的转折点都是在法庭上发生的——从约翰·彼得·曾格的所谓诽谤纽约殖民地英国长官案到禁止各州允许在孕前期实行堕胎的罗诉韦德案。
　　审判也一直是大众兴奋的焦点和公众参与的仪式。同时，也是活生生的人生戏剧。美国人蜂拥到法庭里，为正义欢呼鼓舞，为邪恶义愤填膺，或受到激励，或受到教育，或为洗涤灵魂，或只是为一时之娱。人们也时刻关注着各种媒体的报道和介绍。在通讯系统还不那么发达的时代，对大多数乡村群众而言，法庭是少数可以获得审判信息的渠道之一。实际上，法官、牧师和新闻记者一直在坚持不懈地谴责那种地方以至全国闻名的案件审判过程中出现的“闹剧”气氛，使这个词频频出现在各种新闻报道中。在距离今天更近的时代，真实的和虚拟的审判成为影视制片商和节目制作人的主打产品。今天，有线电视“电视法庭”网使得那些审判瘾君子们从来没有转换频道的打算。
　　虽然审判像戏一样牵动人的神经，但在我们社会中它毕竟有着更为严肃的目的：当个人或其他法律实体，比如公司，践踏了另外一个人或集体的受法律保护的权利的时候，法律审判提供了一个维护公共秩序的机制。在这种意义上讲，审判满足了人们惩罚罪恶的需要，即使是败诉的一方也能感觉到自己毕竟有一个“对簿公堂”进行申诉的机会。
　　因此，审判是美国司法体系的核心内容。当然，通过对事实的审判——诉讼——来解决争端的过程只是司法实践中的一个领域。被诉讼当事人提起诉讼的案件中只有很小的一部分最后进行了审判。实际上，大多数并非诉讼当事人的律师都在致力于劝说当事人避免进行审判，建议他们如何按照法律公平公正的原则起草一个法律文件，比如说合同。
　　法律的基本原则
　　要理解《美国要案审判》中所叙述的案件的“要”的含义，需要对法律的分支、美国司法制度的历史和轮廓、以及审判方式所依赖的程序和证据规则有基本的了解。尽管我们的编辑和撰稿人已经尽可能把法律术语变成了大众语言，但有些法律术语依然没有合适的字样或词语加以解释。读者在本书的末尾可以看到这些词语的注释词表。
　　或许法庭最重要的性质是它是一个公共实体。在每一个案件中，法庭必须对事实做出判断。在判断它们的法律意义的时候，法庭不仅是在为诉讼当事人服务，而且是为更广大的社会群体服务。在按照法律解决某一个具体争端的时候，法庭为那些在未来可能遇到类似问题的人们提供指导，从而预先阻止一些可能潜在的诉讼。
　　所谓法官依判例判定的新方法——与立法相对——是我们这种司法体系中习惯法的自然的副产品。按照这种方法，现在的案例按照以前的判例的结论进行判定。这种“习惯法”是在数代法官的无数个判定的基础上形成的复杂的规则体系，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英国的中世纪。因此，习惯法早于立法机关的确立。立法机关的首要任务是起草那些由以往案件所得出的经现代法庭解释和应用的法律规则。
　　相比而言，“民法”是由罗马的成文法典发展而来的，今天已成为西欧（当然除了联合王国）以及路易斯安那普遍适用的法律制度。尽管今天调节公法或刑法（其中政府有着最直接的利益）、私法或民法（直接关系到个体的利益）的法规数量在不断增加，习惯法制度在我国的其他地区占据主导地位。
　　美国法院制度的根基
　　英国的法院制度原封不动地移植到了殖民地美国。在17世纪的美国，立法和审判被认为是一回事。在英国，议会被认为是最高法院。然而，殖民地开始形成自己的分层法院制度。金字塔的尖端是殖民地立法机关，主要功能是上诉法院。在它下面的是一个高级法院网，主持法官中经常包括殖民地长官，它的职能是听取下级法院审理案件中的民事上诉。高级法院也审理刑事案件。第三级地方法院经手审理殖民地美国的大多数案件。这些地方法院也履行着政府的职能，比如征募税收，为市民提供社会活动、经商和讨论政治的机会。
　　这种三级制度经过修改后成为今天各种各样州法院制度的主要框架。案件在最低一级法院审理，中间一级的受理上诉案件的法院审查所有审判法庭的上诉案件，高级法院负责对重要法律问题进行裁决。
　　随着殖民地人口的增长，法院判决摘要也变得越来越长。法院应付越来越多的诉讼请求的方法就是使诉讼程序进一步复杂化。当法院提出复杂的程序要求的时候，上诉案件随之减少，很多案件被法院驳回。到18世纪早期，随着受过培训的律师数量的增加，这种倾向被扭转过来。
　　相反，被任命的法官经常是那些没有受过法律培训的外行。这种司法知识的缺乏增加了陪审团的重要性。在约翰·彼得·曾格诽谤案（1735）的审理中，陪审团判定被告无罪，尽管法官给出了完全相反的法律要点说明。这有助于确立这样一条准则：陪审团对法官的法律要点说明要审慎考虑。然而，到18世纪后期，法官在认为陪审团的裁定与证据不符的时候，他们有权命令进行重新审判。今天，在没有陪审团的审判中——即所谓的板凳审判——法官既要进行法律裁定，又要进行事实裁定。在陪审团审判中，角色被分配开来，陪审团做案件事实判定，而法律判定留给了法官。
　　到罗诉韦德案（1973）的时候，诉讼当事人使用化名这种做法已经习以为常了，而它最早出现是在17世纪80年代的后期，即“约翰·多尔”和“理查德·罗”的案子中。隐去原告和被告的真实姓名意味着在案件审理的过程中，将按照案件的具体性质进行裁定，而不依据当事双方的影响和关系。这种模式给很多被告以信心，他们希望能避免草率和不公的裁决。
　　宪法下的法院
　　美国宪法第三条以及第一部法官法(1789)确立了联邦法院的三层制度，它大致是以当时各州运行的三方参与制度为蓝本的。下面的两层，包括审判和上诉法院，是在地区范围内组织的，前者在数量上大大超过后者。地方法院过去是而且今天依然是审判法院，由单一的地区法官操纵。巡回法院，即现在的联邦上诉法院，当时雇用由三个法官组成的陪审团，跟今天一样。尽管在当时巡回法院主要是审判法院，而今天上诉巡回法院致力于复审地方法院的裁决。最高法院当时主要——现在几乎是无一例外地——致力于复审低级上诉法院的裁定，无论是联邦的，还是各州的，然而，众所周知，最高法院对各州主权给予了充分的尊重。例如，在巴克诉贝尔案（1927）中，最高法院认为弗吉尼亚法令批准18岁的卡莉·巴克被迫绝育是符合宪法的，因为她的妈妈生来弱智。而且包括九名法官坐庭。
　　宪法制定者们所承认的联邦主义原则准许各州保留重要的权利。联邦政府负责国家事务，比如外交关系以及州与州之间的往来，而各州保留着它们传统的治安权力，比如管理公共健康、安全和道德规范。随着20世纪后半期对公民权利的强调，各州很多调整道德规范的企图被推翻。例如，在格里森沃尔德诉康涅狄格州（1964）案件中，最高法院发现该州（1879）的一条禁止使用或散发避孕工具的规定是违背宪法的。尽管法官在《权利法案》中没有找到废除这条规定的根据，但他们把新解释的一项权利即隐私权作为他们裁定的依据。在罗诉韦德案中，这项权利得到了进一步拓展。结果，整个19世纪，法律很多领域的发展是由各州自己的立法机构和法院承担的。直至今天，各州在合同法、刑法、侵权行为和非刑事侵害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
　　相反，联邦法院的司法权，或者审理和裁判权，仅限于审理不同州之间的公民之间的案件、海事案件、以及联邦法律管辖下的案件。第三种权力带来了联邦习惯法原则的发展，包括解释宪法和法律条文的权力，以及推翻它们的权力，正如马伯利诉麦迪逊案一样，它确立了司法复审的原则。这是内战前的唯一特例，在更加臭名昭著的斯科特诉桑福德（1856）案中，最高法院废除了一项联邦法律。法院发现《密苏里和约》是违背宪法的，原告是一个奴隶，而不是一个公民。当联邦法院审理不同州之间公民的案件的时候，即我们所说的差异案件，它们必须运用根本性的法律，使每一个州都能从最后结果中获得最大的利益。
　　审判程序
　　每个州法院都有它自己的一套程序规则。分别从1938年和1945年开始，联邦法院开始遵循他们自己的民事和刑事程序规则，它与各州法院遵循的程序大相径庭。
　　程序规则管理的不仅是审判本身，也管理着所有前导的有重要法律意义的事件。例如，它们可能管理着民事案件中原告提起诉讼的形式，即我们习惯上所说的起诉，它为立案奠定基础。这些规则通常规定被告必须以正式形式对原告指控的时间做出答复。这些规则众多而复杂，它们必须有效安排诉讼律师武器库中众多的法律武器，其中大多数要在审判开始前使用。实际上，大多数诉讼当事人没有走进法庭内部。相反，他们的时间都用在与对方谈判和起草诉讼请求上面了（通常，如果对方由律师代理，那就要通过他的律师进行谈判民事案件中的双方——甚至是在一些刑事案件中——可以为他们自己进行辩护。尽管如此，在吉迪恩诉韦恩怀特案（1963）中，最高法院规定在任何一个重罪审判中，每个被告有权为自己辩护，如果被告没钱请自己的律师，国家就要提供。）。诉讼申请可以是下面的内容：潜在证人的审判前证据，以及文件和信息的交换，这为审判拉开了序幕。简而言之，就是“透露”（指当事人必须透露事实真相等内容——译者注）。希望对方的案子在审判前被驳回也可以是诉讼请求的一个内容。
　　透露的目的是筛除那些在审判中可能没有价值的证据，比如不可靠证人的证明。同时，也是为了查明一些实际有争议的问题，以免任何一方毫无防备——比如出人意料的证据等情况。起码的要求是双方在审判开始前都应该掌握与案件相关的所有信息，但通过透露揭露事实还是很晚近的发明。随着《联邦民事程序规则》的颁行，透露才成为诉讼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它也成为当今关于诉讼延迟和花费这一问题进行争论的核心内容。
　　透露一旦完成，双方诉讼请求的裁定一经做出，就要采取更多的预防措施以保证审判顺利进行。原告和被告双方的辩护律师向法庭提交审判前的目录草稿。该目录包括自己一方要传唤的所有证人的名单，以及己方要在法庭展示的文件记录或物证。接下来，如果案件是刑事案件或民事案件中的原告方已经选择邀请陪审团的话，双方就要选择陪审团，这个选择过程称为（考察证人或陪审员是否合适的）预先审查。而且，尤其是在近些年里，预先审查已经成为审判的一个重要阶段，因为每一个辩护律师都会用尽机谋使陪审团同情自己的一方。
　　在一些刑事案件中，大陪审团开始审案。大陪审团传统上由23个陪审员组成（与审判中6—12人组成的陪审团不同），它的目的是判断原告提供的事实和指控是否可以作为起诉和最终审判被告的正当理由。其他被指控的犯罪事实可以拿到审判前到庭的其他形式的只听取诉讼证据的陪审团面前。例如，尽管电影明星拉娜·特纳的14岁女儿谢利尔·克里斯蒂纳·克莱恩因为年龄小自己没有出面，但她仍然成为1958年一个验尸官陪审团就其母亲情人被杀事件进行讯问调查的对象。因为验尸官陪审团提交了一个合理杀人的裁定，对克莱恩的犯罪指控被撤回。
　　宪法《第六修正案》保证被指控的一方有选择自己同辈人做陪审团的权利，这个观念跟习惯法本身一样古老。《第六修正案》还保证被指控的一方被不偏不倚的陪审团审判的权利，因此，在刑事案件审判中，陪审团的选择更为严格。尽管预先审查总是使得双方律师因为某种理由或者根本没有理由否定预选的陪审员名单（称之为强制反对），但《第六修正案》规定这个过程应该最后产生一个代表社会公正且不歧视任何阶层任何人的陪审团。关于潜在陪审团的种族平衡问题的争论可能是双方策略的核心，正如在1968年黑豹党人休伊·牛顿谋杀案审判过程中被告律师的质疑一样。如果案件受到过多的外界干扰，法庭可以采取特别的措施保证陪审团的公正：封闭陪审团，推迟审判，甚至可以更换地点，正如1967年对杀人犯理查德·斯派克的审判一样。
　　审判从双方律师的公开辩论开始，首先是原告辩护律师阐述他的观点——在大多数刑事案件中，律师通常是官方的，比如地方检察官。（在原告陈述完毕之后，被告可以保留公开辩论的权利。）辩论可以使法官和陪审团对双方提出的证据以及双方各自对该案件的看法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接着，原告辩护律师进行他的陈述。首先是对原告提出的证人进行直接质询，证人可以是所谓的专家证人，即不能对案件提出事实证据，但可以对相关的专业知识提供证明的证人。在直接质询中，同时出示书面或具体的证据。每一方只允许向自己一方的证人公开提问，除非证明那个证人怀有敌意，遇到这种情况，就要向他提出一些诱导性问题，甚至是反诘。
　　反诘一般是由对方辩护律师进行的，他可以在证人退庭前向每一个证人提问。反诘的目的是对证人提出质疑或者使已经明了的事实更加有利于该律师所代表的一方。如果反诘得出的证据不利于进行陈述的一方，这一方可以通过对证人的再直接调查来驳回或澄清前面的证据。
　　当原告方列举了所有的证据之后，被告方按照同样的过程进行陈述。当双方都对法官或法官和陪审团陈述完毕之后，先由原告律师，再由被告律师进行总结陈述，总结得出当事人的结论。如果是陪审团进行审理，法官会根据相应的法律对陪审员做出指示，包括哪一方有举证责任，以及这种责任的尺度是什么。举证责任方要想取胜必须符合举证的三个标准。大多数民事案件使用“证据优势”标准，意思是说调查员必须保证所列事实一定要真实。有些民事案件，比如那些包含欺诈的案件，要求清楚可靠的证据，使事实确凿无误。最高标准适用于刑事案件，被告的罪行不能有一点让人怀疑的地方。
　　陪审团有时候要经过几个星期的审慎考虑。法官作为法律和事实的发现者有时候要仔细斟酌，有时候则要在离开法官席的时候当即做出裁定。如果案件属于刑事案件，裁定必须是一致的。要经过相当长时间法庭才最后宣布它的裁定，并进行判决。
　　证据规则
　　书面证据的采用受正式的规则的制约。尽管不是所有的州都制定了他们自己的证据规则，但1975年生效的《联邦证据规则》在大多数联邦法院对民事和刑事案件起着制约作用。正如我们所猜测的，刑事案件有特别的规则。例如，如果在一个刑事案件中，某个州希望采用某个被告的供状，法院必须做一个庭外调查，并听取陪审团的意见（这也叫预先审查）。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判断供状是否是在保证被告米兰达权利该权利因标志性案件米兰达诉亚利桑那（1967）案而得名。该法案规定在犯罪嫌疑人被捕之时，要告知他们有保持沉默的权利，让他们知道他们所说的任何话都可能被利用为攻击他们的证据，而且，如果他们没钱请律师，国家应为他们提供律师。的基础上自愿出具的，是不是符合宪法。
　　律师可以在审判中提供任何新的他们认为可以对当事人有所帮助的证据——主要是人证，他们对手的任务是反对并阻止这些证据被采纳，最常见的反对理由是关联性、传闻或拒绝泄露内情权。
　　关联性是指提出的证据与所要支持的观点之间的联系。相关的证据，无论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必须能证明某个事实对案件而言是重要的。如果不公和偏见的危险超过了相关证据提供证明的价值，或者使案件更加混乱不清，或者误导了陪审团，这些证据可以被拒绝。 间接证据的说服力以及造成损害的可能性在1955年伯顿·阿伯特绑架和谋杀案中得到了很好的说明，被告被判毒死在死刑毒气室，主要是因为尽管缺乏任何实际的证据，地方检察官设法提供了受害者的没有洗过的内衣，它的样子和气味给陪审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些相关证据，比如可以确定证人的不负责任的证言会引起纷争的时候，他提供的证据也不会被接受。
　　反对传闻原则也许是最重要的——当然也是最复杂的——即证据的排他原则。《联邦准则》把传闻界定为“一种证明所说事实真实可信的叙述，而不是声明人在审判或听证中提供的证明”。换句话说，证人所提供的关于他人所说的、所写的或者非口头表达内容的证据不能作为所交流内容的可信的证据。之所以坚持反对传闻原则，是因为证人的可信度是确定他的证言真实与否的关键。如果对方不能反诘传达消息的人，如果陪审团不能仔细审查证人的行为，就没有足够的根据判断证人陈述的准确度。刑事案件中出现的一个特例问题就是，《第六修正案》授予被指控的一方质询或反诘所有对自己不利的证人的权利。
　　传闻原则有很多特例，通常根据陈述的可信程度以及作为特例的必要性而定。例如，证人叙述一个人的临终遗言的时候，他的证据通常是被接受的，根据是一个将死之人不会因为撒谎而得到任何好处，如果你对这一点有疑问，你只需要看看1960年芬奇-特里高夫案就清楚了。其中一个被指控为杀人犯的犯罪嫌疑人得到允许在法庭上大声宣读他妻子临终时为自己自杀所做的忏悔。也因为这是在讲述人死后留下来的唯一证词。正像我们看到的，刑事案中的特例给被告——他的生命和自由系于一发——提供例外保护的特例更少。但情况也不尽然。州法律中有一个特例就是允许采纳一个共谋者揭发其他共谋者所作的陈述，即使他的陈述是在所有共谋者都已在押的情况下所做的。这被认为是符合宪法的，即使通常的原则是这个共谋者的特例不适用于任何拘押后的陈述。
　　阻止接受新证据的第三个理由是拒绝泄露内情权，这个原则适用于发生在法定权利背景下，或者是其他私密关系中，比如夫妻之间，牧师和他的忏悔者之间，医生和病人之间。
　　当然宪法《第五修正案》也规定了一个人拒绝做不利于自己的证明的权利，即拒绝自我牵连的权利。
　　上诉程序
　　审判法院作出裁定或刑事案件宣判之后的一段时间为当事人提出上诉的时间。在刑事案件中，裁定或判决可以被上诉。在1951年尤利斯和艾丝尔·罗森伯格间谍案审判之后，判决执行拖延了两年的时间，因为他们就审判的过程和刑罚的严苛都进行了上诉。
　　在联邦和大多数州的司法制度中，有两个潜在的上诉阶段：从审判法院到中级受理上诉法院，然后到高级法院。败诉方有向中级上诉法院提出上诉的自由权利，而在大多数高级法院中，听取上诉通常要慎重斟酌决定。（上诉通常要有诉状并获取有调取案卷令状后才能到达高级法院。）
　　在习惯法发展的早期阶段，无论在英国还是美国，法院被分成两种类型：普通法院和衡平法院。普通法院根据已经被接受的习惯法原则进行裁决，但侵害行为发生而普通法院没有现成的补救措施的时候，衡平法院可以根据公平的一般法则解决这些问题。在衡平法院上诉，要提交事实和法律，对之进行复议和重审。但是，现在，两种法院已经融合在了一起。上诉寻求的结果是推翻低一级法院的裁决或者进行重新审理，其理由几乎无一例外的是法律的运用不当——比如法官对陪审团所指示的本案件所采用的法律——或者是程序错误。
　　刑事和民事案件上诉一般遵循同样的轨迹。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差别在于双重危险处境上面。只在刑事案件中存在的双重危险处境原则是习惯法里根本的东西，但在《第五修正案》中有特例，它指出“任何人不能因为同样的罪行被两次置于生命或肢体的危险处境中。”这个原则在联邦和各州之间得到推行。它防止了第二次审判，除非第一次是无效审判——在裁定前即宣布无效的审判，通常是因为陪审团陷入了僵局——或者被告对判罪进行上诉。例如，1982年克劳斯·范·布罗被定罪企图谋杀妻子之后，他却在1985年的二审当中卸掉了所有罪责。警官、被告们并不都像范·布罗那样幸运，但是，双重危险处境也防止了双重惩罚，甚至使得任何在重审中加重刑罚的要求须经进一步的司法调查。在美国联邦制度下，州和国家政府被认为是”独立自主”的。因此，各自都可以在不践踏“禁止双重危险处境原则”的前提下根据不同的法律因为同一个罪行对被告进行审判。这个原则使得联邦政府在1993年以践踏罗得尼·金公民权罪审判了四个洛杉矶警官，即使被告在前一年在州法院过度使用暴力的指控中被判无罪。
　　辩护技巧
　　可以说没有哪个律师对司法实践中的所有方面都了如指掌。上诉比审判需要更高超的辩护技巧。通常，审判律师的技巧主要在于对人性的敏锐的观察。比如，在三件套裙案件（1911）中，被告律师麦克斯·斯杜尔能在诸多分歧中得到一个无罪的裁决，是因为他懂得陪审团的心理。
　　有两个工厂主因他们的146名工人死于火灾而被送上被告席，理由是工人们工作的纽约城的血汗工厂按照被告的命令被上了锁。表面看起来两个被告的案子不值得同情，但是，斯杜尔能够通过诉诸他们的直觉战胜了陪审团的感情。斯杜尔有重要的控方证人——一个在火灾中幸存的年轻姑娘，她把她的证词重复了三遍。前两遍一模一样，而第三遍她改变了一个字。斯杜尔确信陪审团已经注意到证人是经过排练的，所以他赢得了这个案子。
　　其他一些审判律师——丹尼尔·韦伯斯特一下子跳入我的脑海——不是在他们的质询技巧上获胜的，而是因为他们雄辩的口才。但高超的辩护技巧和重大的案子结合起来的时候，就产生了令人难忘的审判。尽管1925年的司考普斯“猴子案”——即进化论学说，有重要的社会意义，但使该案件令人难忘的原因是克拉伦斯·达罗对原教旨主义政客威廉·詹宁斯·布赖恩——他是作为《圣经》专家做被告证人的——的机智的质询，这是一种反传统的策略，前提是布赖恩也做原告的辩护律师。
　　司考普斯案被改编成了戏剧，后来又被拍成了电影，它们用了同一个名字《遗传风波》。其他案件，比如1943年埃罗尔·弗莱恩强奸案，它们之所以有名，是因为它们把名人和丑闻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有些案件臭名昭著，是因为公众认为不公平，比如1979年丹·怀特案，被告被判过失杀人而不是谋杀——部分原因在于不按常规行事的国防部，它认为怀特食用垃圾食品才是真正的凶手。
　　但也有些案件之所以出名，不是因为当事人有名，或者是诲淫的事实，或者是高超的技巧。正如在这篇文章开头我写的那样，是因为它的公众性。引人注目是大案要案的一个特征，但或许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案子，对我们的人民最具深远意义且影响最为深刻的是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1954）。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最后由最高法院裁决，胜诉方的辩护律师瑟古德·马歇尔后来成了最高法院法官。这个案子的核心问题是，一个普通百姓希望她的孩子接受良好教育的权利得到认可。由于推翻了“分离但平等”这个一直以来使我们社会分离合法化的原则，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点燃了一场社会革命，它改变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丽莎·帕多克

　　审判一直是大众的焦点和公众参与的仪式，同时也是活生生的人生戏剧。
　　像任何一部百科全书一样，本书收集和编撰美国法庭上已经审理过的200个案例，它们具有历史意义、法律意义，并且是公众关注的。其中有些案例是国家中引起政治争端的，有些案件是因为由一个或更多律师进行辩护展示了高超的智慧和辩诉而富有传奇色彩……

美国要案审判：上
　前言
　介绍
　1600ｓ
　　安妮·哈奇逊（Anne Hutchinson）案：1637年和1638年
　　多罗西·塔尔拜（Dorothy Talbye）案：1638年
　　朱迪丝·凯奇波尔 （Judith Catchpole） 案：1656年
　　玛丽·戴尔（Mary Dyer）案：1659年和1660年
　　尼古拉斯·莫尔（Nicholas More ）弹劾案：1685年
　　雅各布·莱斯勒（Jacob Leisler）案：1691年
　　萨利姆（Salem）施展巫术案：1692年
　1700ｓ
　　约翰·彼得·曾格（John Peter Zenger）案：1735年
　　“黑人大计划”案（Great Negro Plot）1741年
　　救助令案：1761年
　　堂区牧师诉讼案：1763年
　　波士顿大屠杀案：1770年
　　托马斯·希基中士（Thomas Hickey） 军事法庭受审案：1776年
　　彭海罗（Penhallow）诉卢珊娜（Lusanna）案：1777年
　　约翰·安德烈（Andre）少校案：1780年
　　夸克·沃克（Quock Walker）案：1781年-1783年
　　敌视和煽动叛乱法案（Alien and Sedition Acts）：1798年
　　约翰·弗莱斯（John Fries）案：1799年
　1800ｓ
　　马伯利（Marbury）诉麦迪逊（Madison）案：1803年
　　萨缪尔·蔡斯（Samuel Chase）弹劾案：1805年
　　乔治·史维尼（George Sweeney）案：1806年
　　艾伦·伯尔（Aaron Burr）案：1807年
　　约翰·弗朗西斯·耐普（John Francis Knapp）和约瑟夫·詹金斯·耐普（Joseph Jenkinss Knapp）案：1830年
　　彻罗基（Cherokee）族诉乔治亚州案：1831年
　　美利坚合众国诉新克（Cinque）案：1839年
　　亚力山大·霍尔姆斯（Alexander Holmes）案：1842年
　　麦肯基（Mackenzie）军事法庭受审案：1843年
　　阿尔伯特·蒂雷尔（Albert Tirrell）案：1846年
　　约翰·韦伯斯特（John Webster）博士案：1850年
　　密苏里州诉奴隶西利亚（Celia）案：1855年
　　德里德·斯科特决议（Dred Scott Decision）：1856年
　　艾玛·坎宁海姆（Emma Cunningham）案：1857年
　　“水果干布丁”阿姆斯特朗（Armstrong）案：1858年
　　丹尼尔·希克尔斯（Daniel Sickles）案：1859年
　　约翰·布朗（John Brown）案：1859年
　　派卡德（Packard）诉派卡德案：1864年
　　萨缪尔·玛德（Samuel Mudd）医生案：1865年
　　亨利·沃兹（Henry Wirz）案：1865年
　　安德鲁·约翰逊（Andrew Johnson）弹劾案：1868年
　　海斯特·沃恩（Hester Vaughan）案：1868年
　　偏袒一方的麦卡德尔（Ex Parte McCardle）案：1868年
　　腐败魁首特德（Tweed）案：1873年
　　美利坚合众国诉苏珊B.安东尼（Susan B. Anthony）案：1873年
　　蒂尔顿（Tilton）诉比奇（Beecher）案：1875年
　　美利坚合众国诉克鲁克尚克（Cruikshank）案：1875年
　　玛蒂尼兹（Martinez）诉德尔·瓦勒（Del Valle）案：1877年
　　雷诺兹（Reynolds）诉美利坚合众国案：1879年
　　尔斯J.吉蒂尤（Charles Guiteau）案：1881年
　　吴义克（Yick Wo）诉霍普金斯（Hopkins）案：1886年
　　海马克特（Haymarket）案：1886年
　　新奥尔良“黑手党”案：1891年
　　丽奇·伯顿（Lizzie Borden）案：1893年
　　戴伯斯（Debs）案：1895年
　　西奥多·杜兰特（Theo Durrant）案：1895年
　　普莱西（Plessy）诉佛格森（Ferguson）案：1896年
　　罗兰·墨里尼克斯（Roland Molineux）案：1899年
　1900ｓ
　　莱昂·佐尔果兹（Leon Czolgosz）案：1901年
　　阿尔伯特·帕特里克（Albert Patrick）案：1902年
　　威廉·范·斯凯克（William Van Schaick）船长案：1906年
　　切斯特·吉勒特（Chester Gillette）案：1906年
　　哈里·肖（Harry Thaw）案：1907年-1908年
　　威廉“大比尔”海伍德（William “Big Bill” Haywood）案：1907年
　1910-1919s
　　海德（Hyde）医生案：1910年
　　麦克纳马拉（McNamara）兄弟案：1911年
　　三件套裙公司（Triangle Shirtwaist）失火案：1911年
　　弗洛伊德·艾伦（Floyd Allen）案：1912年
　　查尔斯·贝克（Charles Becker）案：1912年-1914年
　　利奥·弗兰克（Leo Frank）案：1913年
　　乔·希尔（Joe Hill）案：1914年
　　汤姆·慕尼（Tom Mooney）案：1917年
　　爱丽丝·保罗（Alice Paul）及其他全国妇女团体成员案：1917年
　　斯肯克（Schenck）诉美利坚合众国上诉案：1919年
　1920-1929s
　　萨考-范泽蒂（Sacco-Vanzetti）案：1921年
　　“胖子”阿布克尔（Arbuckle）案：1921年-1922年
　　莫勒（Moore）等诉邓普西（Dempsey）案：1923年
　　马库斯·莫西亚·加维（Marcus Mosiah Garvey）案：1923年
　　利奥波德（Leopold）和洛伯（Loeb）案：1924年
　　约翰·托马斯·斯考普斯（John Thomas Scopes）案（“猴子”案）：1925年
　　比利·米切尔（Billy Mitchell）军事法庭受审案：1925年
　　大卫·科蒂斯·斯蒂芬森（D.C. Stephenson）案：1925年
　　弗朗西斯·霍尔（Frances Hall）、亨利·斯蒂文斯（Henry Stevens）和威廉·斯蒂文斯（William Stevens）案： 1926年
　　茶壶盖（Teapot Dome）案：1926年-1930年
　　巴克（Buck）诉贝尔（Bell）案：1927年
　　鲁斯·斯耐德（Ruth Snyder）和贾德·格雷（Judd Gray）案：1927年
　　亚力山大·潘泰奇斯（Alexander Pantages）案：1929年
　1930-1939s
　　司考兹博罗 （Scottsboro） 案：1931年-1937年
　　阿尔·卡彭（Al Capone）案：1931年
　　托马斯·梅西（Thomas Massie）案：1932年
　　约瑟夫·赞加拉（Joseph Zangara）案：1933年
　　《尤利西斯》（Ulysses）案：1933年
　　伯利特（Berrett）-莫尔维（Molway）案：1934年
　　格劳利亚·万德比尔（GloriaVanderbilt）特监护权案：1934年
　　萨缪尔·因萨尔（Samuel Insull）案：1934年
　　布鲁诺·理查德·豪普特曼（Bruno Richard Hauptmann）案：1935年
　　维拉·斯特莱兹（Vera Stretz）案：1936年
　　“幸运儿”查尔斯·卢西阿诺（Charles “Lucky”Luciano）案：1936年
　　玛丽·艾斯特（Mary Astor）离婚案：1936年
　　马丁T.曼顿（Martin T. Manton）案：1939年
　1940-1949s
　　杀人联合公司案：1941年
美国要案审判：下
　　艾罗尔·弗莱恩（Errol Flynn）案：1943年
　　艾迪·斯洛维克（Eddie Slovik）军事法庭受审案：1944年
　　恩多（Endo）单方案：1944年
　　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案：1946年
　　萨利·兰德（Sally Rand）案：1946年
　　伯克维茨（Bercvici）诉卓别林（Chaplin）案：1947年
　　卡罗尔·切斯曼（Caryl Chessman）案：1948年
　　好莱坞十人案：1948年-1950年
　　阿尔杰·希斯（Alger Hiss）案：1949年-1950年
　　玛萨·贝克（Martha Beck）案：1949年
　　东京玫瑰案：1949年
　1950-1959s
　　朱丽叶·罗森伯格（Julius Rosenberg）、埃塞尔·罗森伯格（Ethel Rosenberg）和莫顿·索贝尔（Morton Sobell）案：1951年
　　丹尼斯（Dennis）诉美利坚合众国上诉案：1951年
　　雷诺兹（Reynolds）诉佩格勒（Pegler）案：1954年
　　布朗（Brown）诉教育委员会案：1954年
　　萨缪尔·谢波德（Sanuel Sheppard）案：1954年和1966年
　　伯顿·阿伯特（Burton Abbott）案：1955年
　　切里尔·克里斯蒂娜·克莱恩（Cheryl Christina Crane ）调查：1958年
　1960-1969s
　　雷蒙德·伯纳德·芬奇（Raymond Bernard Finch）和卡罗尔·特里高夫（Carole Tregoff）案：1960年和1961年
　　理查德·西科克（Richard Hickock）和佩里·史密斯（Perry Smith）案：1960年
　　博因顿（Boynton）诉弗吉尼亚共和国案：1960年
　　克拉伦斯·厄尔·吉迪恩（Clarence Earl Gideon）案：1961年和1963年
　　约翰·亨利·福克（John Henry Faulk）诉阿维尔（Aware）公司等案：1962年
　　厄内斯托·米兰达（Ernesto Miranda）案：1963年和1967年
　　乔治敦（Georgetown）学院诉琼斯（Jones）案：1963年
　　美利坚合众国诉霍法（Hoffa）案：1964年
　　纽约时报公司诉苏里文（Sullivan）案：1964年
　　格里斯伍德（Griswold）诉康涅狄格案：1964年
　　莱尼·布鲁斯（Lenny Bruce）案：1964年
　　惠特莫尔（Whitmore）供述和理查德·罗伯斯（Richard Robles）案：1965年
　　科利·勒罗伊·维尔金斯（Collie Leroy Wilkins）案：1965年
　　坎迪丝·墨斯勒（Candace Mossler）和麦尔文·雷恩·鲍尔斯（Melvin Lane Powers）案：1966年
　　卡尔·安东尼·考伯利诺（Carl Anthony Coppolino）案：1967年
　　阿尔伯特·亨利·德萨尔沃（Albert Henry DeSalvo）案：1967年
　　理查德·富兰克林·斯拜克（Richard Franklin Speck）案：1967年
　　普莱斯（Price）和包尔斯（Bowers）案：1967年
　　爱丽丝·克里敏斯（Alice Crimmins）案：1968年和1971年
　　约翰·马歇尔·布莱尼恩（John Marshall Branion）案：1968年
　　休伊P.牛顿（Huey P. Newton）案：1968年
　　美利坚合众国诉伯利根（Berrigan）案：1968年
　　瑟翰·比沙拉·瑟翰（Sirhan Bishara Sirhan）案：1969年
　　克雷·肖（Clay Shaw）案：1969年
　　芝加哥七人案：1969年
　1970-1979s
　　查尔斯·曼森（Chaeles Manson）案：1970-1971年
　　威廉·卡利（William Calley）军事法庭受审案：1970年
　　约翰·希尔（John Hill）案：1971年
　　美利坚合众国诉纽约时报案：1971年
　　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案：1972年
　　福曼（Furman）诉乔治亚案：1972年
　　罗（Roe）等诉维德（Wade）案：1973年
　　托尼·博伊勒（Tony Boyle）案：1974年
　　美利坚合众国诉尼克松案：1974年
　　琼·里特尔（Joan Little）案：1975年
　　凯伦·安·奎兰（Karen Ann Quinlan）事件：1975年
　　帕蒂·赫斯特（Patty Hearst）案：1976年
　　西奥多·罗伯特·班迪（Theodore Robert Bundy）案：1976年和1979年
　　加里·马克·吉尔莫尔（Gary Mark Gilmore）案：1976年和1979年
　　兰道尔·亚当斯案（Randall Adams）：1977年
　　马文·曼德尔（Marvin Mandel）案：1977年
　　科琳（Collin）诉史密斯（Smith）案：1977年
　　“山姆（Sam）之子”案：1978年
　　贝克（Bakke）诉加利福尼亚大学上诉案：1978年
　　米歇尔·马文（Michelle Marvin）诉李·马文（Lee Marvin）“同居生活费”案：1979年
　　西克伍德（Silkwood）诉科尔-迈克吉（Kerr-McGee）案：1979年
　　美利坚合众国诉进步公司（Progressive）案：1979年
　　丹尼尔·詹姆斯·怀特（（Daniel James White）案：1979年
　　杰弗里·罗伯特·麦克唐纳德（Jeffrey Robert MacDonald）案：1979年
　1980-1989s
　　美利坚合众国诉斯奈普（Snepp）上诉案：1980年
　　阿布杜尔有限公司（ABSVAM）案：1980年和1981年
　　让·哈里斯（Jean Harris）案：1980年-1981年
　　约翰·德姆简朱克（John Demjanjuk）取消国籍案：1981年
　　韦恩·威廉姆斯（Wayne Williams）案：1981年
　　杰克·亨利·阿伯特（Jack Henry Abbott）案：1982年
　　克劳斯·范·布罗（Claus Von Bulow）案：1982年和1985年
　　约翰·辛克利（John Hinckley）案：1982年
　　普利策（Pulitzer）离婚案：1982年
　　晴雨地下党（Weather Underground）成员布林克斯（Brinks）案：1983年
　　新贝德福特（New Bedford）强奸案：1984年
　　韦斯特莫兰（Westmoreland）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案：1984年
　　法尔维尔（Falwell）诉弗莱恩特（Flynt）案：1984年
　　关于婴儿M案：1987年
　　伯恩哈德·高兹（Bernhard Goetz）案：1987年
　　西伯隆尼（Cipollone）诉理盖特（Liggett）集团案：1988年
　　乔尔·斯坦伯格（Joel Steinberg）案：1988年-1989年
　　奥利佛·诺斯（Oliver North）案：1989年
　　德克萨斯（Texas）诉约翰逊（Johnson）案：1989年
　　美利坚合众国诉海尔姆斯利（Helmsley）案：1989年
　　吉姆·贝克（Jim Bakker）案：1989年
　1990ｓ
　　皮特·露丝（Pete Rose）案：1990年
　　马里恩·巴里（Marion Barry）案：1990年
　　中心公园慢跑者强奸案：1990年
　　玛波尔索普（Mapplethorpe）淫秽案：1990年
　　卡罗琳·沃莫斯Carolyn Warmus）案：1991年和1992年
　　帕米拉·斯玛特（Pamela Smart）案：1991年
　　梅纽·诺列加（Manuel Noriega）案：1991年
　　埃尔·塞伊德·诺塞尔（El Sayyid Nosair Trial）案：1991年
　　查尔斯·基廷（Charles Keating）案：1991年-1993年
　　威廉·肯尼迪·史密斯（William Kennedy Smith）案：1991年
　　约翰·戈蒂John Gotti）案：1992年
　　迈克·泰森（Mike Tyson）案：1992年
　　洛杉矶警察案：1992年和1993年
　专业术语

　　1600ｓ
　　安妮·哈奇逊案：1637年和1638年
　　意义
　　在这个著名的案件中，法庭企图通过对被告安妮·哈奇逊的审判来镇压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宗教分歧。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建立是为了让清教徒能够彻底地推行他们自己的信仰。他人的宗教自由——一个美国人后来毋庸置疑的概念——却不在清教徒的计划之内。相反，该殖民地的创立者约翰·文思罗普长官设想了一个“山中城邦”的模式，一个基督教团结和秩序的样板。并非偶然的是，在这个社会中，女人应该扮演顺从和支持的角色。
　　安妮·哈奇逊是一个能干的中年妇女和草药医生，对清教徒的教条有着自己的解释，正像芭芭拉·里特·戴丽所描述的那样，她勇敢地向“疯狂的神权政治”提出挑战。她于1634年来到殖民地，开始在自己的家里召集宗教会议。她一周就号召了60到80个男男女女。一个警觉的教堂长老会肯定“女人可以聚集在一起（仅限几个人的小范围）祈祷并互相教诲”，但是在没有指出哈奇逊姓名的情况下谴责“有个女人……目无法纪，乱搞一气……”
　　哈奇逊继续阐明自己的观点。清教徒的教义强调“积德行善”，可以理解为这是一个人被上帝选中作为拯救对象的证据和理由。哈奇逊最喜欢的一个牧师约翰·科顿强调“恩典立约”——一个人自己在精神上意识到上帝的挑选也可以作为被拯救的正当理由。哈奇逊把这个观念扩展为居于心灵内部的圣灵，她的引导取代了被拯救者的固执和任性。于是，她谴责所有殖民地的牧师只宣传“业绩立约”，当然除了科顿牧师以及她的内兄约翰·韦尔赖特。
　　州议会传唤哈奇逊州议会在1637年11月传唤了哈奇逊。她以散布其宗教观点和不守女人本分为由而被审讯。约翰·文思罗普长官作为公诉人对哈奇逊提出指控：“哈奇逊夫人，你被叫到这里是因为你破坏了和平和安宁……你说了不该说的事情……严重伤害了教堂和牧师的荣誉。你一直在聚众宣传，那是不能容忍的，是违背上帝旨意的，对你的性别也是不合适的，是不可饶恕的。”
　　哈奇逊轻蔑地回答道：
　　“我来这里是回答你问题的，不是来听你罗织我的罪名的。”文思罗普说：“我已经跟你讲清楚了，当然，我要讲的还不止这些。”最后，哈奇逊理直气壮地质问：“我到底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她的态度激怒了文思罗普，他叫嚣道：“你做了什么！你窝藏并支持了那些搞内讧的小集团，想必你清楚这一点。”他指的是哈奇逊鼓励他人在支持韦尔赖特的请愿书上签字，（韦尔赖特已经因煽动和蔑视罪被判流放）。
　　哈奇逊言简意赅地回答：“那是良心的问题，先生。”
　　文思罗普回答：“你最好还是留着你的良心吧。”
　　文思罗普接着指责她支持了韦尔赖特和他的同情者。“这破坏了哪条法律？”哈奇逊问。
　　“你侮蔑了父母。”文思罗普马上答道，他把父母的角色赋予了英联邦的长官和地方行政长官。
　　哈奇逊讽刺道：“假设我确实害怕上帝和父母，但难道因为他们不允许我就不做了吗？”
　　在进一步争论了神学观点之后，文思罗普把她的矛头指向了妇女有无召集宗教集会的权利问题上面。
　　哈奇逊问道：“你有什么权利这样质问我？”哈奇逊否认有男人参加自己的集会，并引用《提多书》中一条清楚的原则：“年长的女人应该教导年轻人。”
　　文思罗普警告她“年长的女人要教导年轻的女人如何尽自己的本分，如何相夫教子，而不是让她们惹是生非”。哈奇逊反驳道：“那是指在公共场合。”文思罗普进一步指责哈奇逊使她的学生抛弃了她们该做的家务：“这与我们城邦的宗旨是不相符合的，女人竟然为了邻人和其他女人而忽视了自己的家庭，且投入如此多的精力，我们不知道上帝还有这样的法则……你们的做法是有罪的，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伤害。”
　　七个牧师逐一上来作证，正如文思罗普总结的那样，哈奇逊“确实说过牧师进行业绩立约的话，而且还说他们不配做福音书的牧师”。随即，法庭命令哈奇逊“好好想想”，并休庭至第二天早上。
　　第二天，约翰·科顿出庭作证，对哈奇逊的宗教观点表示了赞同，并质疑哈奇逊到底如何“侮蔑了牧师”。他的证词几乎使哈奇逊卸掉了罪责。但哈奇逊突然对法庭说她从上帝那里得到了直接的启示，说她的审判官们将被杀死。这是异端邪说的再充分不过的证据了。于是，哈奇逊“作为一个与我们的社会格格不入的女人被逐出我们的教区”。但是，后来这一判决又改为允许哈奇逊在春天前被“监禁”在殖民地。
　　波士顿教堂展开辩论
　　哈奇逊继续传播她的观点。最后，正如文思罗普所记录的那样：“波士顿的长老会成员……称他们已经准备好与哈奇逊对薄宗教法庭。”
　　在这次审判中，科顿占到了哈奇逊的对立面，强调指出一个持不同意见的女人可能带来的危险：“尽管我还没有听说而且也没有认为你违背了你与你丈夫的婚姻契约或做过什么不忠于他的事情，但那是迟早的事情。”他转向教堂里的女人们，并告诫他们不要听哈奇逊的宣传，他说：“你们看到的哈奇逊不过是个女人，但她脑子里有很多荒谬的充满危险的想法。”
　　托马斯·谢波德教长作证说哈奇逊企图“引诱或诱骗那些极为单纯的女人背离她们的性别。”哈奇逊的神学观点受到了批判，在先前世俗法庭判处流放的基础上又加上了逐出教会这一条精神惩罚。但约翰·威尔逊教长命令她“作为一个不受欢迎的人请远离宗教团体”的时候，一个女人——玛丽·戴尔——走到哈奇逊身边，挽起了她的手臂。两个人手牵着手一起走向教堂门口。哈奇逊转过头，对牧师们宣布了自己对他们的判决：“上帝的裁决不会跟人一样，与其无视上帝，不如被逐出教堂。”
　　结果：复杂的图景
　　人们对这两次审判的反应很复杂。正如文思罗普所记录的，哈奇逊“为自己的惩罚而骄傲，认为被开除教籍是莫大的荣幸”。哈奇逊的丈夫威廉跟随妻子一起离开了殖民地。他后来解释说“他与妻子的联系比与教堂的联系更紧密”。他们的儿子后来像个“无赖”一样冲击教堂，因此被逐出教会，并被判罚40磅。当他拒绝交纳罚金的时候，被关进了监狱。
　　最后，正如莱勒·科勒指出的，教堂发现有必要对女人类似罪行严加惩处，尤其是在哈奇逊被开除教籍之后的18个月里。比如，凯瑟琳·芬奇“发表了反对地方长官，反对教会，反对长老会的言论”，在1638年受到鞭笞的惩罚。即使在受到这样的惩罚之后，她仍然不能履行“对丈夫的职责”，并被迫当众发誓从今以后将顺从丈夫的意愿。菲利普·哈曼德在1639年被逐出教会，部分原因是她当众宣称“哈奇逊夫人不应该受到教会和城邦的惩罚”。1646年，萨拉·基恩因为举行宗教集会并散布异端邪说被逐出波士顿教堂。琼·霍格因“乱唱圣歌并声称基督旨意”而被开除教籍。
　　哈奇逊的诋毁者对女人们的攻击更是令人瞠目结舌。在哈奇逊受审之后，玛丽·戴尔和安娜·哈奇逊怀孕了，波士顿的牧师们称其为“魔鬼的孩子”，是“作恶的证据”（按现代医学诊断哈奇逊怀的是一个胎块）。
　　1643年，哈奇逊在后来称为纽约州的地方被印第安人杀害了，彼得·布尔克利大人做牧师的最后祷告：“让她可恶的异端邪说见鬼去吧……上帝正义的报复已经使她受到了惩罚，警告受她教唆的追随者们将永远远离她的影响。”
　　——凯瑟琳．库伦·杜庞特
　　被告：安妮·哈奇逊被控罪行：“诋毁牧师及牧师的职务”并散布异端邪说主要辩护律师：无主要公诉人：世俗审判：约翰·文思罗普；宗教审判：约翰·达文波特教长法官：世俗审判：约翰·文思罗普和马萨诸塞地方法官；宗教审判：约翰·威尔逊和波士顿教堂牧师地点：世俗审判：新城（坎布里奇）；宗教审判：波士顿日期：世俗审判：1637年11月7日-8日；宗教审判：1638年3月22日裁定：有罪判决：从殖民地流放，并开除出波士顿教堂
　　朱迪丝·凯奇波尔案：1656年
　　意义
　　塔尔拜案说明美国早期社会和它的立法制度还不能完全理解或接受下面的概念：被告罪行确凿但可以精神失常为由逃脱罪责。对待非正常人还没有特别的对策。尽管英国官方有一些机构，比如圣玛丽精神病院，人们可以把病人送入其中，但美国殖民地还没有这样的机构。
　　尽管《第十九修正案》已经获得投票通过，但是，几十年来，一些州仍然禁止妇女参加陪审团。然而，在1656年，一个完全由女人组成的陪审团来审理朱迪丝·凯奇波尔的案子。尽管这样的情况很反常，但该案件不是唯一的由女人组成陪审团进行审理的案子。
　　凯奇波尔是一个签约奴隶，她于1656年乘着玛丽和弗朗西斯号船来到马里兰。一个不知姓名的同船乘客——法庭记录上认定他是威廉·布莱姆霍尔德的签约奴隶——讲述了一个耸人听闻的故事。他说凯奇波尔生了一个孩子并把孩子害死了。但这个讲故事的人把他的故事告诉给了其他的奴隶后在凯奇波尔受审之前就死掉了。
　　安德鲁·韦尔考克斯发誓后说，威廉·布莱姆霍尔德的那个死去的男仆说当凯奇波尔杀害自己孩子的时候，船上的乘客和水手都在睡觉，杀完人之后，朱迪丝·凯奇波尔和威廉·布莱姆霍尔的那个男仆就走到甲板上，溜达了15分钟，然后大概在午夜时分又回到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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