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代初的某个晚上，金陵大学，一栋独门两层楼房，忙碌了一天的赛珍珠（Pearl S. Buck，1892－1973）开始静下心来继续构思她小说中的主人公王龙的形象。正是这本名为《大地》（The Good Earth）的小说，使她分别在1932、1938年获得普利策小说奖和诺贝尔文学奖。   韩书瑞现任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教授、东亚系执行主任。1966年，她从斯坦福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进入耶鲁大学学习，并获得前往台湾学习中文的机会，1968年在耶鲁获得东亚研究的硕士学位，1974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之后，她进入宾西法尼亚大学历史系任教，先后任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1993年进入普林斯顿大学。  
    韩书瑞是最早前往台北利用清朝档案的美国学者之一。不久，她继续利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档案资料，开始写作《山东叛乱——1774年王伦起义》（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81年）一书。1979年春，加州大学（伯克利）的魏斐德教授建议韩书瑞与匹兹堡大学的罗友枝（Evelyn Sakakida Rawski）合写一篇关于18世纪中国社会的文章，当时双方并不认识，同年6月，美国方面派出一个明清历史代表团到中国，魏、韩、罗都参加，历时两旬，后来，韩、罗终于把一篇文章写成了一本书，即《18世纪的中国社会》（Chinese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y，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86年）.  
    在写作上述几本书的过程中，韩书瑞发现，“第一，没有人研究宗教，第二，宗教在中国社会不重要。我可以利用宗教研究中国社会”。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她和于君方（Chün-fang Yü）教授共同召集了一次有关中国民间宗教的学术会议，会后两人编成一本论文集《香客与圣地》（Pilgrims and Sacred Sites in China，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92年），她自己收入书中的一篇文章《北京妙峰山的进香》开启了她在后来很长时间里的有关明清时期北京寺庙与民众生活、社会变迁之关系的研究，2000年终于出版了那本令人耳目一新、厚达800多页的《北京的寺庙与城市生活，1400-1900》（Peking: Temples and City Life, 1400-1900，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  
    现在呈现于读者面前的《山东叛乱——1774年王伦起义》（以下简称《山东叛乱》）是作者深化清代民间宗教与农民起义研究的一部力作，出版后得到欧美中国学界的好评，美国的穆黛安（Dian Murray）、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刘广京（Kwang –ching Liu），英国的巴雷特（T.H.Barrett ），法国的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等学者均撰文介绍 。中国国内也有学者曾经对其中的部分章节做过译介。   
   《山东叛乱》的主体由两大部分构成：准备、叛乱。除了对1774年王伦起义事件进行全景式描述以外，作者主要提出了以下有价值、给人以启发的观点。  
    1.在我们追寻西方学者的脚步寻找新理论、新方法来解读历史时，一些西方学者依然坚持传统的研究视角。去年，哈佛大学的裴宜理教授在为其成名作《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0年）的中译本写序时就说道：“至少在我看来，我们对政治事件遭受失败的原因的理解往往是从自然环境的充分影响开始的”。 当然，这只是第一步。裴宜理在其书中对淮北地区传统农民反抗的生态土壤与社会环境作了精致的梳理，而同期出版的韩书瑞的著作也是从大量分析山东西南地区的生态、社会问题入手的，但是，她发现，“这场起义并非起于经济方面的原因，而是归因于白莲教活动本身，尤其是王伦自己成功的传教活动。” 他们的观点给我们的启发是：农民反抗的原因多种多样，但有两种基本的原因，一是外力压迫（客观因素的作用偏重），二是自身意向（主观因素的作用偏重）。中国宗教（尤其是宗教异端与民间宗教）与农民反抗有不解之缘，宗教领袖的个人意志与社会活动往往成为叛乱的前奏曲 。  
     2.揭示了中国民间教派与农民叛乱的内在关系。作者认为：“这些教派可能同时具有虔诚、献身、激进与革命的性格。它们的千禧年思想深入到各个教派之中，成为其信仰的核心，即使是在蛰伏阶段，也不会完全失去发动信徒起事的能力（中译本第3页）”。在这一点上，韩书瑞与欧大年的观点是相左的，后者认为“他们是好人，是很诚实的教徒，他们是不要找麻烦的这种人”，韩书瑞则称：“有人把他的看法和我的看法做了对比，可是我觉得这些人非常复杂，不可能那么清楚”。我们可以这么理解他们的观点：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国家与社会”或是“国家与民众”的关系最直接地体现在“朝廷与农民”的关系上，其常态的互动关系构成了一幅河清海晏、其乐融融的图画；其变态的关系则是双方发生严重流血冲突的最高阶段——农民造反。在日常情况下 ，教徒们（农民）都是善良的；在非常情况下，教徒们（战士）则变得勇敢（凶恶？）。  
    3.实际上，韩书瑞对上述问题有自己的解答，她把清代教派分为两种基本类型：“念经型”和“打坐运气型”。她说：“前一种类型的特点是着重于祭祀和诵经的集会，坚持吃斋，遵守佛门戒律，比较熟悉流传的教派经卷。……在第二种类型中，师父很少会见到聚集一起的徒弟，他传授打坐运气和拳棒武术等功夫，以增强体质和自卫能力，在举行仪式时并不依靠宗教经卷。在念经型教派中，信徒们的生活重心在于教派活动，并且被亲密的个人之间的关系连结在一起；在打坐运气型教派中，其组织更具等级性，更加散漫，教派（的集体）活动在信徒生活中只占较小的部分（中译本第61页）”。  
    4.作者较早、较完整地阐释了“千年王国”、“末世论”（“末劫”）观念对王伦起义甚至整个清代农民起义的影响。她认为：“就像观察更大的社会变动一样，通过研究这些白莲教派本身的历史和动力，试图解释王伦教派突然爆发的千禧年活动，简单而有益。我曾经提出，这个人之所以获得一定程度的成功，在于他能够为其教派能量的爆发寻找到一个新的出路，并通过叛乱造就一个完整的群体（中译本第174页）”。  
    而且，作者确实给了后来者这样的启示：历史上许多为了称王称帝而造反的农民领袖，与我们传统的研究理路确实有很大差距，无论是阶级压迫，还是经济关系、社会结构，都不能单方面构成叛乱的原因。但是，分析领袖们在特定条件下产生的叛乱动机，不失为一条可行之策。拿王伦来说，本来也是一方头人（或可称为地主），但是为了“逞其邪说，谓本乡有黑风劫，遭之者死亡相继，宜出门远避。经七七之期，庶可免耳”；和尚樊伟则对王伦说：“予为君擘画，十年当为君，姓上加白字，毋自弃也”（俞蛟：《临清寇略》）。最终，王伦，一个五短身材的家庭长子、慈善家、行医人、气功（拳棒）师、宗教预言家，以其自身魅力和超人格魅力（成功预言某日有大风雨），召集了众多身份各异的乡民和乡间游民（4000人），在一个短时期内（一个月），发动了一场在清代历史上留下浓重一笔的造反——甚至被视为清代衰落的先声，其“宗教外衣”、个人魅力、社会遭遇等，在韩书瑞的笔下，一幕幕地展现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