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奥威尔在小说中他创造的一些新词汇都已收入权威的英语词典，甚至由他的姓衍生了一个形容词“奥威尔式”不断出现在报道国际新闻的记者笔下，足见其作品在英语国家影响之深远。

乔治·奥威尔（1903-1950），英国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新闻记者和社会评论家，著名的英语文体家。《动物农场》是奥威尔最优秀的作品之一，是一则入木三分的反乌托的政治讽喻寓言。
农场的一群动物成功地进行了一场“革命”，将压榨他们的人类东家赶出农场，建立起一个平等的动物社会。然而，动物领袖，那些聪明的猪们最终却篡夺了革命的果实，成为比人类东家更加独裁和极权的统治者。“多一个人看奥威尔，就多了一分自由的保障，”有论家如是说。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是英国人，本名埃里克·亚瑟·布莱尔（Eric Arthur Blair）。1903年生于印度，当时，他的父亲在当地的殖民地政府供职，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家属于“中产阶级的下层，或没有钱财的中产家庭”。
1904年，由母亲带他先回到了英国。他自幼天资聪颖，11岁时就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诗作《醒来吧，英格兰的小伙子们》。14岁又考入著名的伊顿（Eton）公学，并获取了奖学金。但早在小学时期，他就饱尝了被富家子弟歧视的苦涩，从他后来的回顾中可以看出，凭他那天生就很敏感的心灵，这时已经对不平等有了初步的体验。
1921年，布莱尔从伊顿毕业后考取了公职，到缅甸当了一名帝国警察，在那里，被奴役的殖民地人民的悲惨生活无时不在刺激着他的良知。看着他们在饥寒交迫中、在任人宰割的被奴役中挣扎，他深深感到“帝国主义是一种暴虐”。身为一名帝国警察，他为此在良心上备受煎熬，遂于1927年辞了职，并在后来写下了《绞刑》（A Hanging,1931年，此为正式出版年代，下同），《缅甸岁月》（Burmese Days,1934年）和《猎象记》(Shooting an Elephant，1936年)，这些纪实性作品，对帝国主义的罪恶作了无情的揭露。
但是，这一段生活经历仍使布莱尔内疚不已。为了用行动来表示忏悔，也为了自我教育，他从1928年1月回国时起，就深入到社会最底层，四处漂泊流落。尽管他自幼就体弱多病，但在巴黎、伦敦两地，他当过洗盘子的杂工，住过贫民窟，并常常混迹在流浪汉和乞丐之中。次年，布莱尔写下了关于这段经历的纪实性作品《巴黎伦敦落魄记》（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1933年），真切地描述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民的苦难。正是在为这部作品署名时，布莱尔用了“乔治·奥威尔”这一笔名。某种程度上说，“奥威尔”的出现，开始了布莱尔的新生活。
这时的奥威尔已经把自己深切的情感系于无产阶级的命运上，在思想上也开始倾向社会主义。他不能容忍劳苦大众在英国处于一种“被忽视的”地位，他曾这样深情地写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国人。”赶巧，在1936年，有一位进步出版商聘请一位属于“不是受害者自己，而是见证人”的作家，去北部工业区（兰开郡，约克郡）对工人的穷困状况作实地调查。被认为是最合适的人选的奥威尔欣然应聘，历时数月，通过自己的亲眼所见，并参考了包括恩格斯《通往威根码头之路》（The Road to Wigan Pier,1937年）--其中记述了大量的事实，深切地反映出工业区人民生活的悲惨和世道的黑暗。奥威尔不但据此愤怒地谴责资本主义工业化对人性的摧残，还主张用社会主义来拯治社会的弊端。
1936年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同年年底，奥威尔与新婚的妻子一同奔赴西班牙，投身于保卫共和政府的光荣战斗。奥威尔在前线担任少尉，喉部曾经受过重伤。他为记述西班牙内战而写的《向卡特洛尼亚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1938年）一书，后来成为关于这场内战的一个权威性文献。
但是，这场正义的战争，由于左翼共和政府内部分裂，最后竟失败了。没有死于法西斯枪弹下的奥威尔，竟差一点丧身在共和政府内部党派之争的倾轧中。这个惨痛的经验对奥威尔影响巨大。他曾说自己“从1930年起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了”，而这时候，他又开始考虑“捍卫民主社会主义”的问题了。这个思想出发点，一直影响到他后期的两部名作《动物庄园》和《1984》（Nineteen Eighty-Four,1949）创作。
他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的作品，仅以《动物庄园》和《1984》而言，他的影响已经不可估量。以至于为了指代某些奥威尔所描述过的社会现象，现代英语中还专门有一个词叫“奥威尔现象（Orwellian）”。如果说，贯穿奥威尔一生的作品主要是反映“贫困”和“政治”这两个主题，那么激发他这样写作的主要动力就是良知和真诚。1950年1月，奥威尔病逝，享年46岁。

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1903—1950)于1944年初完成《动物农场》。
　　这本有着童话的外表，却与现实世界密切相关的薄薄小书出版以后，令奥威尔声誉鹊起，它和作者另一部反乌托邦名作《一九八四》一起，奠定了奥威尔成为20世纪最杰出作家之一的基石。
　　因为《动物农场》，让不少评论者把奥威尔跟英国讽刺文学大师乔纳森·斯威夫特相提并论，后者的《格列佛游记》也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名著，同样是貌似童话，同样对当时的政治进行了辛辣的讽刺。我们可以看到，奥威尔的一生及写作都与政治紧密相联，在后来总结自己的写作时，他坦然承认“过去的全部十年中，我最想做的，就是把政治性写作变成一种艺术”(《我为何写作》)。奥威尔时常流露出一种政治上的幼稚特点，经常凭冲动行事，他的一生在政治上也有过曲折的发展道路，会根据自己的认识修正自己政治观，所依据的是自己的良知。出生在殖民地小官员家庭的他从小可以说是个帝国主义者，小学时，他写过充满帝国主义色彩的诗歌，从著名的伊顿中学毕业后，更是当上了维护大英帝国利益的殖民地警察，但是短暂的警察生涯把他变成了一个帝国主义的反对者，让他毅然辞去这份薪水不薄的工作。在社会底层和接近底层的状况下生活了几年后，最终他变成了一个社会主义者，却仍对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运动保留自己的看法，并不惮于表达自己的意见。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从良知出发，对社会公正有着执著追求的人，用他的传记作者杰弗里·迈耶斯的话来总结就是：“奥威尔在一个人心浮动、信仰不再的时代写作，为社会正义斗争过，并且相信最根本的，是要拥有个人及政治上的正直品质。” 奥威尔写作《动物农场》以及后来的《一九八四》并非偶然，1937年，他从西班牙内战战场归来，让他的写作有了新目标。(“西班牙内战和 1936年至1937年间所发生的事改变了态势，此后我就知道我的立场如何。
　　1936年以来，我所写的每一行严肃作品都是直接或者间接反对极权主义，支持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奥威尔1936年底去西班牙参战，本来是为了保卫共和政府所代表的民主政体，却目睹了左派内部的生死斗争。奥威尔死里逃生从西班牙回来，对苏联所控制的西班牙共和派表面上代表进步、民主，却进行政治及人身迫害、思想控制的种种做法感到愤慨，后来也写了不少文章来揭露。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当西方许多左翼知识分子对苏联抱以希望时，奥威尔通过自身经历以及对苏联的大清洗等一系列事件的了解，对斯大林治下的苏联之本质有了自己的判断。以童话形式写成的《动物农场》便是这种思想推动下的产物。
　　谈完了《动物农场》的政治意义，也应该肯定这本书的文学价值。完成《动物农场》之前，奥威尔早就形成了自己的写作风格，即弃用花哨的词藻，文风平实有力，时时体现出作者的价值观及真诚。《动物农场》也是如此，它篇幅虽然不长，却作为童话、作为讽刺作品都堪称完美，并且经常被认为是英语的典范文本，成为学习的对象。
　　奥威尔在完成写作时正处于二战中的英国与苏联尚是盟国，《动物农场》的讽刺主题让它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出版也颇费周折，最终面世前，被5家出版社拒过稿。而到1945年8月出版后，在冷战初露端倪的背景下，《动物农场》很快成为畅销书。后来随着全面冷战的开始，这本书更是和《一九八四》等书一起，被用作冷战的宣传工具，结果在不少人眼里，让无论是奥威尔，还是他的作品，都和“宣传”牢牢挂上了钩。但是冷战已结束久矣，就连《动物农场》直接讽刺的对象苏联也早已灰飞烟灭，而奥威尔的这两本书至今流行不衰。上世纪末即将结束时，在蓝登书屋的《当代文库》评选的20世纪百大英语小说中，奥威尔的这两本书全都入选，而且排名非常靠前。《动物农场》已被译成60多种文字，在中国也知音不少，在内地首次出版后的近二十年来，至今已经有了七八个译本，其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
　　这本书的出版之初，奥威尔在伦敦忙着去了一间又一间书店，将其从儿童读物搬到成年人读物那边，如今我们知道，奥威尔是多虑了，我们读这本书，应该不会忽略奥威尔在讲述一个动物童话的同时，向我们发出的郑重警告或者预言。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毫无保留地说，《动物农场》具有永恒的价值。
　　　　　　　　　　　　　　　　　　　　　　　　　　　　　　　　　　　　　孙仲旭

《动物农场》
第一章
　　庄园农场的琼斯先生，过夜前倒是把鸡舍一一上了锁，可实在因为酒喝得太多，还有好些旁门小洞却忘了关上。他打着趔趄走过院子，手里提的一盏灯的环状光影也跟着晃来荡去。一进后门，赶紧甩腿踢掉脚上的靴子，先从洗碗间的啤酒桶里汲取了这天的最后一杯，然后往琼斯太太已经在那儿打呼噜的床上走去。
　　卧室里的灯光刚一熄灭，一阵轻微的响动顿时席卷农场里所有的圈棚厩舍。日间就已有所传闻，说是老少校——也就是那头曾经获奖的公猪——头天夜里做了个奇怪的梦，想要讲给别的动物听听。此前已经约定，但等拿得稳琼斯先生不会来搅局了，所有的动物马上到大谷仓集合。老少校（大伙一直都这么叫他，虽然昔年他参展时的报名是维林敦帅哥）在农场里真可谓德高望重，每一只动物都不惜少睡个把小时，十分乐意来听听他要讲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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