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由近两年陈丹青的杂文、演讲、博客、采访汇编而成，与《退步集》在体例上接近，既有对教育体制的系统剖析，也有对“文艺复兴”的借题发挥，还有三篇关于写鲁迅的杂文。责编陈凌云说：“读《退步集》时，能感觉到陈丹青的一腔热忱，文风犀利老辣轻快，是一个提问者的姿态。但到了《退步集续编》，他不仅提问而且试着回答，尤其是对于一些具体的问题有些篇章显出用力过猛，这可能源自他逐步对国内现世的了解。另一个感觉是陈丹青缺少对话者。”
与《退步集》相比，本书话题有所调整：教育、城市的议论相对减少，人文与艺术的剖析，相对增加。回顾往事，作者向历史借一双眼，试图更为清晰地描述当今文化的种种情境，于是谈鲁迅、谈文艺复兴、谈木心。

陈丹青，1953年生于上海，1970年至1978年辗转赣南与苏北农村插队落户，其间自习绘画。1978年以同等学力考入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研究生班，1980年毕业留校，1982年赴纽约定居，自由职业画家。2000年回国，现定居北京。早年作《西藏组画》，近十年作并置系列及书籍景物系列。业余写作，2000年出版文集《纽约琐记》，2002年出版《陈丹青音乐笔记》，2003年出版杂文集《多余的素材》，2005年出版杂文集《退步集》，影响巨大。

岁阑闲谈
绘 画
自我的纪念
回想陈逸飞
如何成就大师
悲剧与春梦
一时聚散
教 育
一格一格降人才
致《新闻调查》
艺术学院与艺术教育
公事与私论
人与体制，体制与人
教育的现实与现实的教育
“师生关系”没有了
专 题
写在意大利文艺复兴展来华前夕
再谈文艺复兴作品展来华
文艺与复兴
笑谈大先生
鲁迅与死亡
鲁迅是谁？
我的师尊木心先生
杂 谈
影像与城市
城市与想象
我只是偶尔潜回上海的丧家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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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背景与形象工程
博客选摘
快乐的奴隶
关于表达之一
关于报答之二
美国的老人
文化牌
文艺与草根
若无其事
五月日记
关闭博客的话

绘画和写作给了你什么样的人生？

　　陈：杜尚常说大实话。他说，艺术家就是不愿上班的人。

　　此生有幸，我几乎没怎么上过班。近年受聘教书，学校相当照顾我，极少早起上班坐班的经历，一年才几回吧。挨到正式去职，我就真的不必上班了。

　　你会说：下岗工人，失去土地的农民，都没班上、没事干，这是实情——我也当过农民，回城看着满街骑自行车上班的人，好生羡慕。二十三岁那年，我插队已六载，竭尽全力争取过南京商业局招收的装卸工名额，表填了，体检通过了，最后一分钟被否决，因为我是上海知青，招了我，就占了南京知青一个名额。我眼看其他幸运者挤在车上开回城里去了，然后淋着大雨找县干部求告无效，发高烧，大病一场。

　　后来上学而留校，吃了一年皇粮，待出国，又复无班可上，没人发薪水了……很好，我活过来。为了上班、不上班，我付过几十年代价。当我五年前领到清华发下的第一笔薪水，不知作何感想。千万下岗工人和失去土地的农民都付过艰难的代价，无所几何？

　　“真的艺术家无视时代”，但关键他是自己时代的何等艺术家？

　　陈：这话说得对，不用加问号。

　　在艺术上，你有什么样的爱恨情仇？

　　陈：“爱恨情仇”？很像卡拉OK歌词。农民工、发廊小姐、矿坑底下给砸死淹死的煤黑子，都是人，都有爱恨情仇吧——矿难发生了，多少条性命的爱恨情仇就此了结，变成灰。除了家属，谁知道？谁在乎？要爱，爱人死了；要报仇，找谁报？可是媒体喜欢问艺术家的爱恨情仇，艺术家在中国还是很受宠。

　　你说自己“经常有反差，有变化”，具体指什么？

　　陈：下乡，是一反差：脱下鞋子，脚踩进烂泥猪屎，农民犁地脱谷跟汉代画像砖刻的情形一模一样……出国，是一反差：进了美术馆，发现我们庞大的美术界闹那点名堂，算什么呀……回国，又是一反差：原来小孩子要学画画，还得考政治、考外语……我的种种变化，大致起于这三次大反差。

　　你的艺术生涯充满“骄傲与劫难”吗？

　　陈：李敖讲演，引清人两句诗：“科以人传科尤重，人以科传人可知。”解释起来，好比你是钱学森，又是博士，这博士学位因为你就分量很重；可要是你没啥名堂，却拿个博士学位混一辈子，你这家伙是个什么料，可想而知——我向来讨厌名校学生自视高人一等的那张脸，所以我回忆中央美院时，起题目叫做“骄傲与劫难”，“劫难”一句，全是指真人真事——那么惹人骄傲的学校，遭那么多窝囊罪，窝囊过了，继续骄傲——其实北大、清华和其他国内名牌大学，如今都是一回事：故意忘却自己的劫难，啃老牌子，继续骄傲。

　　我写那篇稿子，不是写个人，不是写自己。

　　一个人到了什么情况，会意识到“常识与记忆”？

　　陈：出国后，时时事事提醒我常识与记忆。例子太多，仅举数端：譬如1982年到纽约，我才知道上海油画前辈有过陈抱一与关紫兰，文学圈有过张爱玲与沈从文，儒学界有钱穆与熊十力，史学界有过陈寅恪……那是一份很长的名单，二十多年来总算陆续在国中出土见光，进入书面及影像媒体，今天不会有人太诧异了——在八十年代以前，在我青年、少年和童年时代，太多人事不知道，也不许我们知道。

　　你问我“人到了什么情况会意识到常识与记忆”？说实话，我不知道。真实的“情况”是：四年前在东南大学做“常识与记忆”的讲演后，一位可爱的研究生私下对我说：“你开始讲，我就想，又来了一位老夫子，又是一个沉重的话题。”我当下惭愧，好像做了错事。前年陈平原拉我去北大参加“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座谈会，讲完话，又有学生发问：“为什么你认为记忆那么重要？我们为什么要记得这些事？”
……